会革命很能说明这一点，从推翻帝制——军阀混战——国共合作这个过程看，剥离是缓慢而逐渐的，它不像美国的独立战争，只要一次彻底的剥离，就可建立一个新秩序，我们的每一次剥离都不彻底，对上层来讲是不断地权力更替，而对人民来说则是心理和精神的剥离过程，所以，民族心理所承受的痛苦就更多。在《白鹿原》中，我力图将我们这个民族在五十年间的不断剥离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矛盾冲突和民族心路历程充分反映出来。我们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许多腐朽的东西有很深的根基，有的东西已渗进我们的血液之中，而最优秀的东西和新生的东西要确立它的位置，只能是反复剥离，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断饱经剥离之痛的过程中走向新生的。

远村：据我所知，您在进行长篇创作之前，对东西方长篇经典进行过大量研读，你认为鉴定一部好的长篇着眼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国家新时期以来的长篇写作是否进入一个经典写作阶段，它可否与西方当代大家的创作比肩平坐？

陈忠实：在《白鹿原》创作准备阶段，除了其他方面的准备，艺术准备也是相当认真的。当时，研究我的作品比较多的一个人是西北大学的蒙万夫，他听说我要写长篇，就告诉我要注意结构，他说像你写那么大跨度的长篇小说，结构非常重要，弄不好就成了“提起来是一串子，放下来是一摊子”，那就是没有骨头的一堆肉嘛！而我最担心的也就是这个问题。因为，我要写的小说历史跨度大、事件庞杂、人物多，结构不好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我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大量研读了一些东西方长篇经典，阅读的结果却使我的压力反倒解除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没有一部作品与另一部作品的结构是相同的，即使同一个作家的作品，也没有相同的结构，这就使我明白，任何一种结构都是作家的创新，没有一个作家能依赖别人的框架来装自己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任何作品都是作家的一次新的创造形式，也就是说自己的结构要靠自己去创立，如果我们仅限于用别人创造的形式来进行自己的写作活动，那就是一次重复。反正别人用过的，尽量不去用，自己用过的，更不能重复使用。只有将一个全新的艺术风貌的作品拿出来，才能争取到它的生存价值。针对当时文学发展出现的一些问题，我又自觉地阅读了一些作品。当时出现的从未有过的现象是，作家出书要自己拿钱，文学跌入低谷。我当时在乡下正在写作这部长篇，无法逃避这样的问题，即文学的萧条肯定跟商潮有关，但并非所有作家都能下海去，况且作家如何才能将读者从其他的文化娱乐中吸引过来，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当时，传媒在炒美国有个叫谢尔顿的作家，他几乎每一部长篇都成为风靡全球的畅销书，我就想，在美国那样一个社会，商业气氛肯定比我们浓，娱乐方法更比我们多了，为什么小说还能这样畅销？我找来谢尔顿的作品看完后，最使我感动的是他的小说的故事和情节都十分生动，而当时我国文坛正在兴起一种新的艺术观点，提出无主题、无故事、无情节等，但谢尔顿与此恰恰相反，他靠生动的故事、深刻的主题占领图书市场，并很快占领中国市场，这使我更坚定，我的长篇写作要有故事的生动性，包括可读性。因为作家不只是为评论家写小说，更重要的是为读者写小说，所以，你不能不考虑读者的阅读情绪。要吸引读者，用高明的艺术手段去吸引，不是低俗地迎合，小说发展到当代，作家不能不考虑读者在整个文学活动中的参与效果。

长篇小说自新时期以来，所写题材已经非常广泛，几乎每个领域都被作家涉足过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确实发展了许多，去年正式出版的长篇近七百部，这说明长篇势头很好，但读者和评论界对长篇要求也高了，引起广泛轰动的作品不多，这就提出一个问题，长篇创作质量还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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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