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又对宋高宗说道：“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当道本轻。在政府者十年。渊圣即位，首擢为相。方国家祸难，金人为异姓之谋。邦昌如能以死守节，推明天下戴宋之意。以威动其心，敌人未必不悔祸而存赵氏。而邦昌方自以为得计，偃然正位号，处宫禁，擅降伪诏，以止四方动王之师。及知天下之不与，不得已而后元元祐太后垂帘听政，而议奉迎。邦昌僭逆始如此，而议者不同，臣请备论而以《春秋》之法断之。夫都城之人德邦昌，谓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银之扰。元帅府恕邦昌，谓其不待征讨而遣使奉迎。若天下之愤妒邦昌者，则谓其建号易姓，而奉迎特出于不得已。都城德之，元帅恕之，私也。天下愤妒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无将，将而必诛。赵盾不讨贼，则书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号，故退而止勤王之师，非特将与不讨贼而已。刘盆子以汉宗室为赤眉所立，其后以十万众降光武，但得之以不死。邦昌以臣议君，罪大于盆子，不得已而自归。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兴之业，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谁不解体？又伪命臣僚，一切置而不问，何以厉天下士大夫之节？”

其时在执政之中，有与李纲持议不同的人。宋高宗又召黄潜善等语之，黄潜善一个劲地为张邦昌说好话。宋高宗又顾问吕好问道；“卿在围城之中，必知其故，以为何如？”吕好闻附黄潜善之言，态度暧昧，语持两端。说道：“邦昌僭窃位号，人所共知。既已自归，唯陛下裁处。”

李纲说道：“邦昌僭逆，岂可使之在朝廷之上？使道路之人见而指目说道：‘此亦一天子呀！’”说罢，又泣拜于地道：“臣不能与张邦昌同列，如若见面，当以笏击之。陛下如果一心要用邦昌，就请罢免了臣。”

宋高宗看到李纲嫉恶如仇，义正词严，当下也受到感染，变得十分激动。汪伯承见状，因风转舵。说道：“李纲之直，臣等不及。”

当时在金营之中留居有五十日之久的还有邓肃，张邦昌僭越，邓肃不为所屈。先是闭门不出，既而又投奔宋高宗，任之以左正言之职。宋高宗以为邓肃对金人围城前后的情况亲目所见，亲耳所闻。要他一一具奏，酌情治罪。

邓肃奏道：“叛臣之中，罪恶大的，有五等：诸侍从而为执政的有王时雍、徐秉哲、吴并、莫俦、吕好问为一等；由庶官及宫观使而起为侍从的有胡思、朱宗、周懿文、卢襄、李擢、范宗尹等人为二等；撰写劝进文与赦书的有颜博文，王诏等人为三等；由朝臣而为事务官者，私结十友讲册立张邦昌之仪者为四等；因张邦昌而改名者为何昌言和何昌辰兄弟二人，何昌言改为善言，何昌辰改为知辰，此为第五等。而叛臣之次者，依其罪恶轻重又分为三等：诸执政、侍从、台谏称臣于伪庭，如执政冯澥、曹辅等人，为一等；侍从者已行遣，独李会尚为中书舍人，台谏之中有被金人根括金银而被杖者，或以病得免者，其余之人无不在伪楚庭中听人号召，此为第二等；以庶官而被升迁者，不可胜数，这为第三等。其余的人也不过是苟守禄位，以求活命而已。这些人就可不必追究了，但也不可以委之一官职。”

至此，宋高宗在邓肃的奏疏中亲笔批文道:“邦昌僭逆，理合诛夷。原其初心，处于迫胁，可特与勉贷。责授昭化军节度使，谭州安置。而王时雍、徐秉哲、吴并、莫俦、李擢、孙觌在此之前已经因为反逆之罪分别被贬往高，梅，永，金，柳，归等州。此时，所有犯了通敌、助逆之罪的，如帮助金人搜刮金银的，凌侮劫夺的，还有系济王夫人，收乔贵妃侍儿，取宫人唱曲饮酒等种种不端行为的，也得被治以罪。”

张邦昌到了谭州，居于天宁寺中，日日提心吊胆，惶惶不安。他似乎觉得，那位梦中术士所作卦影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