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师道请乘金人撤兵出汴河之时而击之，宋钦宗不许。而李邦彦则为金兵的撤退而开道，在河东、河北多立大旗，旗上大书“有人擅出兵者，并依军法。”

金兵见了，莫不欣然而喜。宋人见了，无不咬牙切齿。种师道闻之，仰天叹道：“金人此去，将来必为国家之患。”

御史中丞吕好问亦进言于宋钦宗道：“金人这次已经得意，更有轻视我国之心。秋冬之际，必然倾国而来。御敌之备，当速进行。”宋钦宗却当成了耳边风，听不进去。

宗望率军离开汴京之后，一路掳掠而去。历经之地，莫不残破凋零。引行至黄河岸边，按照原来约定，至此应该将肃王放归。郭药师说道：“所索的金银并未如数相送，所割三镇还在宋人的手中。如果将肃王放回，我们的手中也就没有要挟宋人的东西了。”宗望听了，说道：“若不是将军提醒，差点坏了大事。”道又劫持肃王渡河北去。

金人撤兵之后，京城汴梁开始解严，一切似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然而，大臣之中，却依然有忧国忧民之人，为国家兴亡担忧。

杨时上书言道：“河朔为朝廷重地，而三镇又为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我太祖、太宗，百战而后得之。一旦弃之于金人，使铁骑疾驱，贯吾腹心，不数日可至京城。今闻三镇之民以死拒之，三镇拒其前，吾以重兵蹑其后，尚可有为。如种师道、刘光世皆一时名将，始至而未用，请召其而问方略。”

宋钦宗览表之后，颇为感悟，诏令出师。而左右大臣却持两语，极力阻挠。

杨时闻之，又上书道：“闻金人驻兵于磁、相之间，又袭破大名府，劫掳驱掠，无有其极。誓墨未干，而背不旋踵。吾虽欲专守和议，不可得也。金人越数千里之远，侵犯人家的国都，此危道也。彼见勤王之师四面而集，因之惊恐而归，并不是生了什么善心而不攻城。朝廷割三镇之地与之，难道不是在事实上帮助了敌寇而自己攻打自己吗？闻说肃王初与之约及河而返，金人挟之以去，此乃败盟之大者。臣窃以为朝廷应该以肃王为问，责其败盟之事，必得肃王而后已。”

杨时的这两篇疏言，亦代表了当时北宋大臣之中的一种维护国家利益、坚持抗敌的积极倾向。

其时，姚古、种师道及府州帅折彦质等人，多率兵勤王，总计约有十多万人，到达汴京城下，而宗望所率金兵已经退去。

李纲请招姚古等人率兵追之，并告诉他们，如有可能，则乘机击之。而三省却命令他们将金兵护送出境，且莫轻举妄动。大臣政令矛盾，故难成功。诸将奉命，尾追金兵于邢、赵之间，相去仅仅两十多里。宰执密令勿追，将士闻之解体。

其时吴敏为宰相，时人以十不管之谣讥之，以为“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砲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其中二太子即为金国东路主帅宗望。时谣之辛辣，切中了时弊要害，真是一针见血。

却说太原宋军在守臣张孝祥及副都总管王禀等人的统率下，凭借墙高城固的条件以及有利的地形，同心协力，坚守城池。

他们在城池的四周遍植鹿角木，铁藜簇，厚达数里。中间仅仅留一条小道，只容一人通过。白日往来巡逻，晚间，则令兵卒手持火炬，穿梭于小道之间。凭高望去，恰像是火龙奔驰一般。粘罕亦筑长围而困之，号为“锁城法”。又于城下筑新城而居其中，称之为“元帅府”。

两军相持于太原城下，金军自然一时难以攻克，而宋军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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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