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川口之战后数日，宋军战败的消息方才传至汴京，此战乃是仁宗皇帝即位以来对夏作战首次重大失利，故一时间朝野震动。而令朝中文武百官惊怒交加的乃是一封来自延州的奏折，此奏折出自鄜延路驻泊都监黄德和之手，折中大加陈述三川口之战主将刘平通敌叛逃之行径，且随奏折附有数封从刘平延州家中搜出的与夏国国主李元昊的来往书信。

这日早朝之时，仁宗将此奏折与书信传阅百官，朝中诸臣顿时议论纷纷，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即宰辅相公吕夷简上言严惩刘平、石元孙等叛贼逆党。当日朝散，刑部并开封府衙当即领人逮捕了刘平汴京家中一干家眷，囚禁于刑部大牢。而与此同时，时任台谏谏议大夫欧阳修与富弼二人却联合上书，称刘平、石元孙叛逃一案须慎重相待，按大宋律法，刘平一案尚未审结，刑部与府衙却已逮捕其家眷，大有枉顾律法之嫌。

仁宗见书后怒气不减，即命欧阳修与富弼二人入尚书房奏对，只道刘平一案已是证据确凿，如何还有说法。欧阳修道：“臣听闻刘平家眷被捕一事乃是陛下御笔内诏，敢问陛下可有此事？”仁宗道：“便有此事又如何？”欧阳修道：“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陛下向来克己复礼，此事自有开封府衙、刑部与大理寺三司会审，何劳陛下亲手降诏。”仁宗道：“虽如此，我亦不曾冤了谁。”这时一旁富弼道：“陛下此言差矣，刘平为人向来忠直，又曾历任大理寺评事、监察御史等职，明道年间陛下废郭氏后位之时，刘平为御史，曾与吕大相公相争废后之事，恕臣多心，陛下亲下手诏前可与吕相公奏对过？”仁宗闻言不语，其实正是吕夷简劝其下的手诏。一旁欧阳修又道：“边疆之事诡谲莫辨，我等身处汴京，只凭黄德和一封奏折与延州之战战报何以清楚当日三川口一战详况？兹事体大，如若处置不当，只恐伤及边疆将士军心，还望陛下遣人详查，不可使一人蒙冤。”富弼随即附和。仁宗思索片刻，道：“好罢，此事我自会命人细查。”

数日后，时任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即被前往河中府，与陕西都转运使庞籍联合调查刘平、石元孙叛逃一案。殿中侍御史文彦博身为台谏官，为人最是方正，到河中府后当即设法庭法官审理此案，而庞籍身为本地都转运使，自然听过街头巷尾有关刘平等人叛逃的舆论传闻，他虽与刘平无甚多交际，却也从卢守勤等军士口中打听过刘平为人，案件审理之时鄜延路驻泊都监黄德和力陈当日战况，只道刘平带军叛逃后自己力战不敌，只能领兵撤往甘泉城。文彦博当时便觉黄德和所言与战报卷宗对不上，三川口之战宋军虽是大败，但亦歼敌近两万余人，刘平身为主帅若一早叛逃，宋军降者必众，如何还能歼敌数万？若刘平是战败不敌而降，黄德和所率部众为何还能撤出两千余人？此案定有蹊跷，文彦博与庞籍商量时，庞籍道：“钤辖卢守勤曾言三川口之战曾有数名兵士逃回，可听其言以明当时战况。”文彦博称好，当即写了文书遣人送往延州卢守勤处，因当时案件审理的推勘、检法、邢狱和诸州通判都在河中府，书中便其让将当时一战的所有证人将士均送来河中府配合调查。

然而文彦博这封文书送出七八日后，延州处并无回音，也无证人前来，而在此间案件审理之时，刘平与石元孙家奴俱出首告状，只道曾见过有人与刘平、石元孙密谋，又取出数封刘平与李元昊互通的密信以作证据。庞籍与文彦博只觉不对，数日后庞籍亲自前往延州见了卢守勤，询问证人兵士与文彦博文书一事，然而卢守勤对此事竟恍然不知，只道并未曾收到过什么公文。庞籍大惊道：“此公文十万紧急，七八日前便已送出，钤辖如何未收到？那证人兵士又在何处？”卢守勤闻言当即命人前去寻那些逃回的兵士，半天后有人来报那几个兵士皆不见了。庞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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