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生。《将进酒》一诗，是其悲剧人生的写照。当然有人称《将进酒》是李太白的颠峰之作，也有人称那不过是他醉酒后的胡言乱语。可是玉儿认为《将进酒》实际上是李白的自我独白，是他的肺腑之言，同时也是他的绝望之歌。

李白深知生命有限，价值无限的道理，把人生从头到尾看了个通透。黄河之水、镜中白发，都引起他对生命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如果说曹操把其感叹和忧思浓缩在一滴朝露上，那么李白则是将之寄托于江海。任何个人都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土，区别只在每个人在这条道路上留下的足迹的深浅。人既然存在，他就不得不存在。既然活着，他不得不活着。既然存在，既然活着，就应当做点什么。在李白看来，这正是其自我存在的价值所在。他所高唱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并非如某些人所指责的消极的享乐主义的人生态度，相反，李白是在鼓吹人应当积极把握现实人生，努力创造自我价值。如果仅仅从诗句字面上作出负面的解读，则显得十分肤浅，也难得诗旨，违背了“诗仙”本意。

当然强烈的自信以及狂傲不羁的处世态度也是李白极具个性的一面。具体就表现在了“天生我才必有用”这一句了，而敢自许“天生我才”，放眼古今，恐怕惟李白一人而已。这种狂傲不羁源自强烈的自信，而这种自信乃是大唐帝国的文化心理，是华夏子孙的民族性格。李白对自己充满信心，丝毫也不怀疑，甚至于认为获得表现自己施展才华的机会是理所当然后的事，是天命所归。因此他敢在天子面前撒狂，敢叫高力士提鞋，更不在乎钟鼓馔玉，千金散尽。他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独立个体，才华故然天授，也是其安身立命之本，是其狂放不羁的凭靠。可事实上上，这也是李白的一个悲剧性格因素。当自我实现的强烈需求没能及时满足或是根本就未能得到满足时，矛盾和痛苦也就产生。需求越强烈，矛盾越深，痛苦愈盛。李白不可能走得出自设的性格陷阱。

李白也曾是有抱负的人，自也是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尽管才高八斗却难以如愿。只因上层官僚的排挤和打压使得他不得不远离政治。面对这种施不开手脚的窘境，李白也许感到很意外，自也是明白了这官场的黑暗，只这“惟才是用”的政策之外，原来还有另一股力量左右着。这也使得他郁郁不得志，也因此才有了“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诗句，无非是以喝酒来排遣内心的压抑和苦闷，暂时的忘却政治人生的失败，在醉眼朦胧中纵声放歌，恢复本真性情，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超脱。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一杯复一杯，到“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李白醉矣!后面皆为“酒话”，却是李白心声。俗语说:酒后吐真言。李白趁醉将满腹真言和盘吐出。“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李白追求高级层面的精神生活，藐视庸俗的物欲和感观刺激。宁可长醉而不愿清醒，因为所见皆俗物，不堪入目：权奸当道，能才委屈，宫廷声色犬马，歌舞升平，只顾追求享乐。李白鄙视这样的生活，自也不会同流合污。他有种曲高和寡的孤独感和寂寞感，一方面蔑视官僚们的庸俗，一方面对自己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又无可奈何。所谓“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那是李白自我安慰之言。他自比圣贤，志颇清高，既与俗人不能共舞，从古圣贤那里倒可觅得知音。李白是寂寞的，但他又难忍寂寞，遂学陈王曹植斗酒十千，不作圣贤作酒仙。即便如此，他仍至始至终在出世入世间痛苦徘徊。入世不得却不甘放弃，心中仍有期待;可惜出世也难，求仙访道终成空，名山大川走遍也不得彻底脱离俗世。李白在由入世到出世这条路上，可说是“一步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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