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轮到做三分之一的主人的机会，这次是二十四日的下午四时，由无党无派的代表邀请**代表谈话。地点依然在国民大会堂的前楼。

主人是莫德惠、傅斯年和我，陪客是民盟和青年党的在京代表，都到了。只有主宾方面到得很迟，等了很久都没有人来。反是上海的人民代表未受伤的几位先到了，是蒉延芳、盛丕华、包达三、张纲伯和学生代表陈立复。

蒉延芳和昨天晚上一样，依然穿的是中国短打。我起初有点诧异，黄任老告诉我，这种装束是他平生的主张。中国式的长袍（其实是满洲来的），拖泥带水，萎靡隳颓，实在是没有短打的灵便、经济，而且好看。然而相习成俗，一般都认短打为下流。即使平常穿短打的人，到了什么正经的场合，也要改穿长袍。而同一的短打性质的西装，却又非常时髦，比长袍更加高贵。这假如要严格地批评时，应该就是奴性的孑遗或者演变吧。总之，蒉老能够穿短打而见党国要人，单只这一点，我就敢于说足够有“人民代表”的资格。

党国要人毕竟来了。首先到的是邵力子，其次的是内政部部长张厉生，再其次是经济部部长王云五。

时间不待，不能再等了。就再等，事实上也就再没有人来。或许是在下关出事的直后，要人们也怕受“难民”殴打吧？

蒉延芳首先很郑重地把手里拿着的一个包裹打开来，取出了一本纪念册，让大家传观。上面非常整齐地盖有二百几十个团体的图记，证明各位代表的身份。这二百几十个是人民团体，它们所举的代表自然也就是人民代表。然而，有趣的是——所有党政军的机关报或准机关报都一律否认他们的资格，认为是“冒充人民代表”。那么“难民”剧的导演者究竟是谁，不是自己把自己的后台暴露了吗？

假如我是法西斯蒂，我的作风不是这样。

对于人民代表我一定要恭维上天。我首先派要员到车站去迎接，请他们住上等旅馆，吃上等中西餐，喝上等中西酒。其次替他们盛大地召开一次“南京市欢迎人民代表大会”，让他们尽量发挥和平理论，广播反战演说。而我呢？只简单地说这几句话：人民的意思就是当局的意思，当局是尊重和平的，反对内战的，只有中共的态度似乎两样，请代表们到延安去呼吁，我立地替你们备专机。说了我就做，于是乎我最后便把代表们送到延安去。……或许有人会问我：你那样做，便不算是法西斯蒂了？哼，问题不那么简单。因为我是法西斯蒂，我做虽然那样做，打却还是要照样打。反正是不宣而战，为什么一定要戡乱戡乱的乱吼，弄成为不宣而宣呢？怎么样？高明乎？低暗乎？哼，假使这样一来，我敢于相信我的好些朋友都会佩服我：这家伙！比希特勒还要厉害！然而我们的“难民”老板们却不肯这样办。

既不这样办，竟反其道而行。于是乎便乐得人民代表有话可说，而**代表也就无话可说了。

各位人民代表都挨次说了话，叙述了他们的来意、经历和态度。话都说得非常扼要而动人。他们也表示了对于血案的态度。他们是为和平请愿而来，生死都已置之度外。虽然受了狠心者的殴辱，但也并不想向法庭起诉。他们静候着**当局的适当处理。代表们报告完毕之后便退场，接着才是我们政协代表们的正式的“非正式谈话”。但这谈话我感觉着并不精彩，仿佛是在全武行之后的一点不相干的扫台戏。不过张厉生的发言，却要算是最有精彩的。他那道地的国语，斩钉截铁的口齿，使得每一个字的发音差不多都穿进了我两只重听的耳心。

他首先反复声明他并非代表**，而只是发表个人意见。他个人对于谈判的前途虽然并不悲观，然而也并不乐观。停战，恢复交通，和**所提出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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