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与战时邮政合并、群众团体合并等。同时精简部门人员，力求精干。

大批机关干部充实到一线部队和部门，提高了机关的灵活性，也提高了作战部队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养。

意外的是，因为在政治宣传、策反锄奸和情报收集方面工作成绩突出，王茂生、刘子魁、马绍勇均被调整到了敌工部，游击报也相应保留下来，变成了侧重于向日伪军发动宣传攻势的舆论工具。

在传达上级指示的部门会议上，刘子魁脑子有些转不过弯来了：“什么意思，游击报以后就成了办给伪军看的报纸啦？”

王茂生点点头又摇摇头：“其实边界也没那么清晰，我们既可以写锄奸报道，也可以宣传根据地的好政策，发表对鬼子的战斗宣言，和现在的内容差不多，只不过我不再负责其他报刊杂志的组稿工作，有更多的精力来参与敌工部的工作，办好游击报。”

就比如下一期的报纸上，根据地内的其他机关报都在忙着宣传“减租减息”和“提高雇工待遇”的政策，游击报就侧重于“反恶霸斗争”，把各地惩戒不法地主的事迹挑出来报道。

因为和其他党政机关报的办报人员相比，王茂生和刘子魁长期活跃在危险的“准治安区”，更了解老百姓的真实想法。

他们发现许多村子减租减息流于形式，那些农救会长不会发动群众，就简单地念一念政策把减租减出来的粮食分给穷人了。

但到了晚上，那些佃户又怕遭到地主老爷打击报复，都偷偷把粮食送了回去，背地里还说什么：“穷人政府多管闲事，给俺得罪人。”

王茂生认为只有惩戒了那些恶霸、汉奸，才能打消贫苦大众的顾虑，真正把减租减息政策推广下去。

他们要找一个典型做试点，刘子魁就想起了码头工人石元禄的悲惨遭遇，跑到马牧池村寻了石家婆媳，带她们回家乡村子指认地主恶霸，经过一番政治斗争后彻底消除了债务。

石家老太太激动地要给刘子魁跪下，哭着说：“可翻过身来了！”

王茂生很详细地描述了整个过程，潜移默化地解释了减租减息是怎么一回事，这些文章印到报纸上，贴到各个准治安区、治安区的村子里、乡镇大集上去。

敌占区的百姓看完这些报道都在心里嘀咕：“这么好的事情，啥时候能轮到俺们这儿？”

当他们萌生了这样的念头，看炮楼里伪军的眼神就不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