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总被人看成没有生气的。但实际上它们的形态，是激烈斗争之后的结果……“出局”对于任何事物来说都是一种不利的境遇，当然也包括女人。（风景）已死，它们被认为没有生命，它们是沉默的受害者。而我的努力，是发明一种方法——比如绘画，来让沉默者发声。

——泰蕾莎对肯特（kent）说，《对泰蕾莎·奥尔顿的采访》，

《闪光艺术》，127,1987年4月

我在寻找一种大约的证据，来证明“人之为人”。

——泰蕾莎·奥尔顿，《身份变化下的信仰手记》，《领域》，2010年

他们无法安置自己主题下的线索。

——泰蕾莎·奥尔顿，

与尼古拉斯·詹姆斯（nicholas james）的对话，《艺术家访谈》，2010年

2005年，泰蕾莎·奥尔顿展出了一幅画，名为《失语》（speech-less）。浅黄绿的光旋与洪水占据了巨大的帆布中央，勉强被涵盖在竖直的深绿长条里，使得画面可以用框架来固定。画面中央似乎有一些东西——些微的，但只是些微的、密布的颜色（绿、黄还有橙色，它们比起调色板上的原色都要有所加深）从光中显露出来，从而自成了一个不可调和的形状，形成了溢出与不牢靠的回收，形成了环顾四周的灼热。与奥尔顿其他作品类似，这幅作品会让人想起透纳（turn-er）晚期，1845年的作品《日出和海怪》（sunrisewith sea monsters），或者是他稍早一点的，创作于1820年至1830年间的作品《深红色的云》（crimson clouds）。但事实上，这种相似大概只是起先吸引人眼球的混合的色团所引起。这些色团是那么的令人心神不宁，以至于被人们取了“怪兽”这样的绰号（其实它更接近于一条鱼）；它又会让人感受到某种莫名的暴力，在次要的位置既寻求又抗拒，呈现一种短而急促的深红色的涂抹，刺穿一整块苍白的天空，留下一抹血红。这种“暴力”在透纳的作品中是很著名的，在《奴隶船》（the slave ship）、《狂浪与残骸》（rough seawith wreckage）、《深陷浮冰中的捕鲸船》（whalers entangledin flaw ice endeavouringto extricate them-selves）等作品里都有体现。但奥尔顿的作品是有所不同的。尽管巨大的帆布上呈现的依然是基本的“色彩暴力”，但其中多余的部分已经被摒弃，从而呈现出更加集中的形态，一种有形的主题，尽管它们可能仍然模糊不清。透纳的暴力，往往基于实在的残骸、风浪下的挣扎、光线与水汽在文明世界里最不可能的组合（同时也是一种颠覆）。奥尔顿承认自己的罪过，但这和所有创造性的罪过一样，只是涂损表面的一种形式。她的作品里并没有有形的框架或支撑。人们无法找到（有人假装找到）可供解读的“机理”。这里只有纯粹的动乱，以及令人混乱的狂暴。她尝试表现的，是世界在喑哑的前提下遭受的袭击。尽管这种方法本身就是一个麻烦，但奥尔顿和透纳一样，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激进而混乱的原理：空气是水，泥巴是光，光就是声音。又或者声音是本该存在但却又莫名消失的东西。只需要盯一会儿，《失语》中的光圈就会变成一张发不出声却始终张大的嘴。在她艺术生涯的最初阶段，奥尔顿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她自己，或者这个世界，遭受这个世界的栖居者或拥有者的严重损害，面临失语之时，一个艺术家可以做些什么呢？

如果说泰蕾莎为本书提供一幅最终的、概括性的肖像，那是因为她带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