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是仍然对以色列建国之初便始终萦绕的问题执着不休：犹太人究竟属于哪里呢？

而对于这样一个问题，芭塔娜给出的回答是惊人的。《……注定不安的欧洲》以一个年轻人站在几乎被废弃的体育场里开场，他大声疾呼，犹太人应当回到他的国家：“我们想要让300万犹太人回到波兰，我们想和你们再一次团聚！”而在现实生活中，演绎这一部分的演员斯拉沃米尔·谢拉科沃斯基（slawomir sierakowski）正是个不折不扣的激进分子，同时还是波兰“新左翼”的领袖。电影中这段慷慨激昂的演说，正是他和其他组织内成员的手笔。和格尔兹一样，芭塔娜的作品同样将我们带回到欧洲最黑暗的岁月，而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彰显她对未来的诉求：“我们需要你们！我们请求您回来！”谢拉科沃斯基呼喊道。“回来，然后一起成为欧洲人。”《一份政治想象的食谱》正是以波兰犹太复兴委员会（jrmip）的著名宣言作为起始。这个机构正是芭塔娜的三部曲的背后投资方，他们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呼吁330万犹太人回到他们的故土的政治组织”。有数千人签署声明表示支持他们。2012年5月，在德国柏林，他们进行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显然，邀请芭塔娜这样一位艺术家来参加双年展，乍看起来是有些疯狂的。但事情的结果至少显示了波兰当局的态度（这一事件最终得到了波兰文化部的官方许可）。事实上，芭塔娜是所有代表波兰参展的艺术家里，唯一一个非波兰裔人士。而在我的论述过程里，大多疯狂背后其实都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它通常意味着一些人——尤其是女人——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被激发。仅仅用想象，便可以构筑出历史本身，正是芭塔娜非凡的天赋。电影的功能，往往在于令非真实的生活以近乎真实的方式，呈现在观众眼前。而这份真实的部分往往包含了热诚的渴望与恐惧。从这一层意义上说，想象便成为至关重要的内容。它不同于所谓的恐怖电影，后者从未想要让流行的想象固化成为一种类型。而芭塔娜则利用电影为她提供的、可以肆意添加恐怖的虚构许可，来让尚不存在的历史在极端压抑的情况下表现出极致的形式。《玛丽·科兹玛丽》（mary koszmary）或《噩梦》（nightmares）是三部曲中第一部的标题，再度显示了作品的黑暗气氛。致幻、癫狂、谵妄往往会成为她作品里显露出的主题。而芭塔娜在作品里再一次强调的是，历史作为一种转向，极易发生在一个民族共同的无意识状态下。她是幽灵追踪者，和格尔兹类似，她也在揭露欧洲的过去，来回应此刻至少在波兰渴望被忘掉的内容和遗忘本身。如果说格尔兹搜集的是来自移民者与“生活不适者”的故事，是为了保全欧洲被遗忘的声音，那么芭塔娜所做的，仍旧是为了让那些不可言说之物，得以走出黑夜。这就像是卢森堡1907年写给约吉谢斯的信里所表示的，她渴望跳进伦敦街头的黑色旋涡，介入到那些必然会让她迷失的危险之中。而耶尔·芭塔娜其实走得更远。在她工作的核心，始终有一个诉求，而那正是令卢森堡的自我探索陷入僵局的内容。她更清楚地了解，这样做的后果，很容易使人们遭遇到认知上可能存在的界限，以至于要忍受审美与政治层面上的双重煎熬。“这实在是深入而形而上的联结，我可以感受得到。”她对波兰如此评价。为了拍摄电影作品，她在这里住了四年。“这里有东西十分吸引我，我希望可以就此揭开所有伤疤。”

在本书里，耶尔·芭塔娜的工作，实际上将我们的讨论推到了最远的边界：女人知道如何去发掘历史深层次的内容，使之在迫切被遗忘的现状下，得以重构与讲述——这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构筑自己的家园。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女性并没有太多理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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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