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恪守责任心的人

做人要有责任感，特别是那些能够担当大任的人，就更要有责任感。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讲的是做人的责任感。

生命只有一次，要想活得积极而有意义，就要勇敢地挑起生命的重大责任。没有人能领你走一辈子，只要不辜负每一个日子，每天有新的收获，美好的生活靠你自己创造。

对自己负责，是一项艰难又费时的挑战。要能了解自己，发掘自己的优缺点，再不断调整及修正。还得注意不受主观成见的影响，逐一吸收于己有益的经验。

在人的一生中，如果一直养成一种性格：逃避责任，无法作出决定。结果到了今天，即使想做什么，也无法办得到了。

一般而言，人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定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有过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指书籍）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一入高位，反成尸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

清朝自嘉庆以后，世风日下，至道光朝更成鱼烂之势。大小官僚耽于享乐，腐朽入骨，无人肯讲真话、干实事。如道光最宠信的宰相曹振镛，在谈到为官之道时公然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样的官场，为自保功名富贵，圆滑弥缝，不负责任，已成为习气。以至于咸丰帝大骂群臣：“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尔等甘为大清国不忠之臣，不亦愚乎？”相形之下，此时年轻的曾国藩就显得器宇卓迈，不随流俗。他出身于湘乡的普通农家，童年时还在湘乡蒋市街卖过菜篮，离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远；进京之后，又长期在翰林院读书，沾染官场习气少，保存的书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内外交困之际，就能挺身而出，于柔靡浮滑的官僚群体中，独自表现出阳刚之气。

曾国藩在翰林院七年间，主要是读书，与政治生活关系不大。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才开始涉足政治。时年37岁，官运不可谓不亨通，然而他却精神苦闷，感到自己是为做官而做官，政治才华无法施展。在写给弟弟信中甚至说：“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因而有求退之意。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弃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祀，不让臣民祭奠他。这当然是对自己的最严厉惩罚了。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即亲笔书写，这就不得不令他的继承人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曾国藩当时是礼部侍郎，他责无旁贷要拿出意见来。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祀既断不可易，庙祔尤在所不行”。曾国藩经过十余日的慎重考虑，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祀一项，“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两个理由，及不敢违背道光皇帝遗嘱的三个理由。仍认为道光皇帝无庸郊祀是对的。这等于说，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尽管理由是儒家的礼仪，但这是需要万分勇气的。因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亲自贬自损，想抬高还来不及呢！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曾国藩如此“不识时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这样的话，也是袒露心声的真话。咸丰帝的御批虽有肯定之词，但心中很不满意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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