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名达斡尔人”；“我们迅速从船上跳上岸去追赶他们……很快包围了这个城市，而达斡尔人从城寨里用火枪向我们射击”。 当哈巴罗夫软硬兼施，要达翰尔人缴械投降，向沙皇缴纳实物贡赋时，古伊古达尔酋长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是向博格德皇帝沙姆沙康（即清朝皇帝顺治)交纳贡赋的，要我们向你们交纳贡赋，那得等我们断子绝孙的时候”。

达斡尔人民宁死不屈，英勇反抗敌人，沙俄侵略者“不断用大小枪炮向他们射击”，攻入城寨后兽性大发，“把俘虏来的达斡尔人全部砍下头来”， “共杀死大人和儿童661人”，抢走妇女243三人， 儿童118人。被打死和抢走的共达1022人，在这次浩劫中，整个古伊古达尔城寨只有“十五个达斡尔人匆忙逃出城去”，幸免于难。哈巴罗夫匪帮还“从达斡尔人那里夺得237匹马。113头牛羊”。

令人遗憾的是，就在古伊古达尔鏖战正酣时，城外的远处站着些身穿绸缎的人。哥萨克问俘获的妇女，得知他们是博格德彻辰汗【大清皇帝】派来收税的人。女人们说他们常驻这里，定期轮换。第二天，一个穿缎袍、戴貂皮帽子的满洲人来找哈巴罗夫，通过被俘的达斡尔女人勉强翻译。满洲人说，博格德彻辰汗有谕旨，不得和俄国人开仗，而是要赤诚相见。来人还说了很多别的话，可惜没人能听懂。这可能是历史上中方官员第一次在黑龙江上会晤俄人。哈巴罗夫热情礼貌地接待了使者。这次会面，《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1916年）、《哥萨克在黑龙江上》（1926年）、《外贝加尔纪行》（1844年）几本书都写到了，可能来自同一个最初的资料源，但只有“史纲”明确写到满洲皇帝不得开仗的谕旨。

对于这段史料，弘毅有自己的理解：那时候通讯不便，不可能哈巴罗夫狂攻古伊古达尔，远在北京的朝廷就知道了。所以。清朝官员只能是在传达早前的朝廷指令。也就是说，最初的顺治，是想和罗刹人化干戈为玉帛的，没有想到哈巴罗夫却是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匪徒，而不是什么“收裘皮的商贩”！

顺治十年。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匪首“哈巴罗夫”奉沙皇政府之召回国，竟然被誉为所谓“东征领袖”！而在黑龙江上的俄国侵略军，则改由“斯捷潘诺夫”率领。

关于哈巴罗夫的侵华罪行。除了前述之外，更有甚者！据苏联历史学家巴赫鲁申的《哥萨克在黑龙江上》一书记载，“有一次，哈巴罗夫命令将全部男俘溺死”，他还强迫 人质为沙俄侵略者作苦役，稍不服从，就随意加以虐杀。哈巴罗夫强奸希尔基涅伊王公的妻子未遂。恼羞成怒。竞“于夜间将她掐死”。在一次袭击费雅喀村落失败之后。他甚至把被他们绑架的费雅喀头人明加尔恰“剪为两半”。哈巴罗夫匪帮在黑龙江地区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由于巴赫鲁申是苏联教授，《哥萨克在黑龙江上》这本书写于1925年，弘毅曾怀疑他是否站在一个所谓“新社会、新制度”的立场上，对旧俄国的所作所为抱持着“揭露批判”的态度，因而有以上这样的描写。但是和1844年出版的《外贝加尔纪行》、1916年出版的《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对照，看得出巴赫鲁申并没有明显的不同立场。他笔下的历史事件和过程，和别的著作里的描写大致相同，只是细节选取上有各自的侧重。

顺治十一年夏，匪首“斯捷潘诺夫”率 370余人乘船偷偷驶进松花江，逆水而上。沙尔虎达闻讯，率领600名清军，在朝鲜100名鸟枪手的配合下，领20只大船，140 只小船组成的船队，还有骑兵、火炮兵共700多人出击，在松花江口一带进剿，激战3日，沙俄军队战败，向黑龙江上游逃去。同年，俄国派遣“别克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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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