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如此！好个大防厦漳泉！”福临豁然开朗起来，大加赞赏。放开海商，自然会带来官民双方的富足，民间富足，却是一把双刃剑——税收充足与富可敌国的矛盾。特别是富可敌国的人，一位异姓汉王！好在前明君臣为今日的大清早就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玄烨详说。”福临很想听听“大防厦漳泉”的具体措施。

“嗻！儿臣以为，大防厦漳泉，可取外松而内紧之策。放开几处海港让同安王自由往来，又要加以限制，让他自由不得。”

这句模凌两可、互相矛盾的话说出来，自然把大伙都弄得一头雾水了。弘毅不慌不忙，按照自己的节奏铺排开。

“开何处海港？玄烨以为，可自北而南开五口通商，分别是山东胶澳、江南上海、福建厦门、广东澳门，以及琉球首里。”弘毅比照着正史里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始设立的四处“海关”，有根据当下形势的判断，做了自己的调整。

原本康熙朝先后开设的四处海关，分别是“设立粤海关于广州之澳门【含广州】、闽海关于福建之漳州【含厦门】、浙海关于浙江之宁波、江南关于江南云台山在镇江城西门外【即上海】”。而弘毅的版本，却用山东胶澳，也就是现在的青岛胶州湾取代了浙江宁波，增加了琉球。

“五口通商？如何通商？又为何是这五处？”皇帝问得很透彻。

“回皇阿玛的话，开口通商是让同安王安心，知道大清真正是在大用于他。此为‘外松’。而‘内紧’，就是不许他在此四处港口贸易，只是装载运输当地衙门采办之物。”弘毅回答的很笼统。

“至于为何是这五处，请容玄烨一一道来。”

“山东胶澳附近，有腹大口窄海湾一处，名胶澳湾。湾阔水深，可为良港。此处通商，海上与朝鲜釜山、倭国长崎近便，路上距京师不远不近，其北有登州港，又可驻扎水师以为照应。可防备大队商船大举入天津而震慑帝都。况且此处港口，古已有之。尤以明代倭患之前为盛。”

弘毅说起自己家乡来，那毫不含糊，连假托什么范承谟师傅、谈迁老先生之口都省略了。虽然是假公济私造福家乡人民，不过归根结底还是战略需要。

元明两朝，帝都多在北京，使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导致当时的军粮和民食完全仰仗南方各省。特别是明代，每年需要从海上运粮七十余万石去接济辽东军士，因此海运的安危。关系到国计民生。虽然有大运河联系南北，但舟行缓慢，船身既小，载货有限，很难满足京师的需求。在运河淤积，干旱枯水季节。运河不能通航的情况下，海运成为必然的重要选择之一，故而胶州湾海口为南北海船航行的必经之路。其海口外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是航海者最适宜的避风港。

元朝时，运粮的海船大都自长江或淮河出口，经胶州湾海口、成山头，到天津大沽口上岸。最繁盛时，每年运粮360万石，而且南洋各藩国的贡品也循此道进京。为避免成山头之险[1]和缩短到达京师的距离，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开凿胶莱运河，1282年竣工，沟通了黄渤二海，漕运航线188公里。明代中叶后，倭人入侵，明朝开始实行禁海政策，加强了胶州湾港口的军事功能，胶州湾地区和国际间的商业贸易衰落，但仍然保持着近海短程贸易。

“嗯，胶澳独得地利之便。”福临点头，算是基本通过。

“江南上海，虽为一县，但在前明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其人物之盛、财赋之多，盖可当江北数郡，蔚然为东南名邑。其地处江海交汇之口，背靠江南富庶之地，又恰在我大清南北沿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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