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急了。

自鸦片战争以及长毛乱党之变后，国家加重了税负，许多地主为了包括满足其吸食鸦片的需要等原因提高了田租，百姓生活更加困苦。“民为国之本”，要想治理好帝国，必须解决好农民的生活问题。因此，光绪十七年田正宏主政以后很快制定了“三三法案”，其基本内容有三点：第一是中等土地肥力的土地地租不得超过1/3，第二是各地兴办农会，负责农民和地主的租赁谈判，官府则负责在出现争执的时候作为协调者而非仲裁者出现在召开的三方会议中，负责调和农会和地主的矛盾。第三条就是规定，土地未经耕种荒芜三年以上的自动收归国有，重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

为了推行新法，田正宏在次谋会议提出要求，并得到大家的支持，还从何新那里要来了一个预备师组成了专门的帝国农业警察（后来在光绪二十年纳入帝国警察总署，改名为农业公署，和廉政公署共同获得“帝国保民署”的美誉）。新法不出所料地遭到了抵制，但是几个月内在农业警察将各地几百之多的“恶霸”（其中不乏身为皇亲国戚者）举行公审，执行了枪决以后，在“霸府”的刺刀下被强制推行。纳入编户统计的地主们半数依法降低了税收，小部分的尤其是大地主出卖了土地，剩下的以及大部分土地的新买主，则感到1/3的地租利润空间不大，不再将土地出租给佃户，而是雇用长工自行组织农业生产。帝国的佃户家庭人口从光绪十八年春天新法推行前的一亿到光绪二十一年公历新年锐减到大约三千万，同期的农业长期雇工家庭的人口数量则从有一千余万大幅成长为一亿三千万。农业经济结构得到大幅调整。全国田赋收入除新法推行的光绪十八年小幅下降外，光绪十九年即得到恢复。

光绪二十年，因夏天少雨，夏粮、早稻小幅歉收，但是秋粮取得二十年罕有的大丰收，当年粮食总产比历史最高的同治七年还要高5%。漕运的粮船络绎不绝，粮食堆满了帝国的粮仓和军库。棉花在光绪十八年当年是丰年，十九年天气上属于歉收，但是总产却因为新法有效推行依然上升；光绪二十年（同样是因为天旱）黄淮一带棉花大丰收，这是帝国棉花收购制度推行的次年，因为前一年收购量不大，缺乏准备，许多县的棉花竟然只能临时堆积到县衙大堂（虽然光绪十九年县衙改称县政府，县令改称县长，但是县长大人们处理的工作暂时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县政府大院仍然被习惯的称为“县衙大堂”）。

工商大臣牛金在执政后，推行币制改革，得到海军大臣张之洞的大力支持。光绪十八年，牛金设立帝国铸币局，废除了各地奸商铸造的所谓“鹅眼小钱”、各地流通的各色铜钱以及咸丰年间铸造民间不爱使用的当十以上，重量却相同的“大”钱。同年八月，从美国汉立克纳普厂进口的刻字铜模等设备到货，他在采用光绪重宝当十钱，光绪通宝小制钱的基础上，又铸造发行了按照币值大小不一的光绪当五钱和光绪五十钱两种制钱。光绪十九年，帝国铜元“光绪元宝”开始流通，正面为“光绪元宝”四个汉字，中间没有方孔，而有“一百”两个满文字体，下面靠近外部有“帝国造币局，每百文换一元”字样，背面是蟠龙花纹，下面近处廓有英文字样。二元以上开始发行宝钞（纸币），采用二、五、十币制，一直到千元大钞，共有九种，以一龙至九龙为图案（次阁部曾经提请按照国际通例以皇帝头像作为硬币和钞票的图案，庭议时遭到古旧派异常激烈的反对，甚至有大臣奏请以“大不敬”罪处决提案者，虽被光绪当庭驳回，但这个提案也就不了了之了），上面有汉、满、蒙、藏四语书写的“帝国中央银行”字样、汉字及阿拉伯的数字币值，汉字“帝国铸币局” 年号 “监制”小字等，被俗称为“龙币”。

银两不再作为税负单位，银两和铜钱兑换的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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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