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是皇泰主在酒食中下毒，要谋杀自己。自从这次赴宴之后，王世充再也没有进宫，去觐见皇泰主。

皇泰主虽然年幼，却聪慧过人。他非常清楚，自己如今身处王世充的牢笼之中，受制于人。为今之计，只有委曲求全，以图将来蓄势待发。因此，皇泰主只能日日礼佛，从宫中拿出一些财物，交给众僧侣，让他们去赈济灾民。皇泰主这样做，除了是给自己祈福，也是为了笼络人心。

不过，皇泰主低估了王世充的势力。王世充的眼线，遍布皇宫各个角落。皇泰主要将这些财物，运出宫去，必须经过城门。然而，把守洛阳章善、显福二门的，正是王世充的两个爪牙：张绩、董浚。他们严格检查进出物件，皇泰主所要赈济灾民的财物，根本无法运出宫外。

控制住皇泰主，不算什么。接下来，王世充便展开舆论攻势，为谋朝篡位占领思想制高点。历朝历代，凡是权臣篡位自立之前，总会炮制出一、两起所谓的“祥瑞事件”，用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为了能够夺取皇位，王世充也在肆意炮制“祥瑞”，通过这种方式，动摇皇泰主的统治。

武德二年(619年)正月，王世充授意手下党羽，假借进献印玺和宝剑的机会，对王世充说，浑浊的黄河之水，突然变得格外清澈。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上天降下的祥瑞，王公看来是天命所归：

是月，世充使人献印及剑。又言河水清，欲以耀众，为己符瑞云。 (《资治通鉴》)

无论是发动洛阳宫廷政变，还是与李密瓦岗军决战，王世充始终秉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必须掌握住军队。王世充一直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只要兵权在手，等于拥有了一张王牌，这是夺取皇位最大的资本与实力。

武德二年(619年)三月，王世充集结大军，带着洛阳百官中支持自己称帝的亲信、党羽，向新安进发。此次行军，王世充对外宣称征伐新安，实际上，则是在为篡夺皇位做前期准备工作。

在军中，王世充召集臣僚将佐，秘密商议，却不是在讨论如何用兵，却在密谋如何取代皇泰主。几乎所有人都赞同王世充废帝自立，唯有一名叫李世英的大臣，坚决反对，他对王世充说道：

四方所以奔驰归附东都者，以公能中兴隋室故也。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遽正位号，恐远人皆思叛去矣！ (《资治通鉴》)

面对李世英的意见，王世充内心当然非常反感，但是又不能表现出来。于是，王世充只得安抚住李世英，说：“公言是也。”不过，王世充的两个心腹：长史韦节、杨续，深知王世充的心思，便不遗余力地撺掇王世充，取代隋室：“隋氏数穷，在理昭然。夫非常之事，固不可与常人议之。”

听了两个心腹的话，王世充心中窃喜。紧接着，负责观察天象的太史令乐德融，又以天象之说佐证，向王世充进言，认为隋室气数已尽：

昔岁长星出，乃除旧布新之征；今岁星在角、亢。亢，郑之分野。若不亟顺天道，恐王气衰息。 (《资治通鉴》)

尽管大多数人与王世充沆瀣一气，但是，仍有少部分的忠义之士，公开和王世充对着干。比如，外兵曹参军戴胄，极力反对王世充行篡逆之事，认为此举是彻彻底底的大逆不道，有违君臣纲常：

君臣犹父子也，休戚同之，明公莫若竭忠徇国，则家国俱安矣。 (《资治通鉴》)

对待戴胄的进言，王世充还是如同对待李世英一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表面上看似接受他的建议，私下却是该怎样还怎样。可是，戴胄根本不吃这套，反复不断地直言进谏。最后，王世充勃然大怒，将戴胄外放为郑州长史，贬出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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