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辞过于繁琐以及语势迟缓拖沓，例如在他《文帝诔》的结尾部分，却用了百余言来表白自己，这明显远离了该文体的传统意义和根本需求。

若追根溯源，像《诗经·商颂》中《玄鸟》一篇，即是殷代大臣对商王列宗的盛赞，而《诗经·大雅》中《生民》等，则是周朝臣民对祖先美德的颂扬。所以，累述张扬祖宗功德，原本就是诗人一贯使用的体裁。至于如何才能更好地表现痛心悲哀的情绪气氛，则需要因人而异，并且各取所长吧。如傅毅的《北海王诔》有“白日幽光、雰雾杳冥”的句子，用以表现北海王死后“白天都变得晦暗，云雾更加阴郁。”如此情绪化的大胆渲染，不但在当时即刻便成了学习榜样，以至于后来者的类似作品，也就愈发生动感人了。

概括上述诔文的体例制式，大致包括这样几个部分：一摘选逝者重要言论，二记录主要生平事迹，三从颂扬美德开始而到表达哀思结束。在这其中，凡论说逝者的音容笑貌，务求若隐若现，仿佛就在眼前；凡谈论生者的伤心悲哀，必定痛不欲生，恰似裂肺撕心……这就是“诔”作为一种文体，所应达到的创作目的和形式要求吧。

何谓碑呢？碑者，埤也。就是说，“碑”原本出自“埤”这个字，而“埤”则是“增益、增加”的意思。

话说三皇五帝时代，为了将祭祀封禅的事情告知苍天大地，便用堆土树石作为信物符号；这就是碑的雏形。据《周穆王传》记载，周穆王曾经在弇山上刻石立木，借以标志自己所到之处的地点名称；这是古代碑的实用例证。早些时候，在宗庙门前，一般左右都立着两根木柱或石柱，其主要用于拴住牲口，并不用于铭刻功绩；伴随金属礼器使用的逐渐减少，人们逐步开始在过去石柱上刻字留念；这同样是为了达到永久保存的目的。其实类似的情况，还有坟地的石柱或木桩，原本是帮助下放棺材的支架，以后逐步演变成了刻字纪念的“碑”了。

自东汉之后，方形的石碑和圆形的碣石，开始大行其道。在书写刻石文字方面，若论才高八斗且首屈一指者，当之无愧的必是蔡邕啊。例如他的《太尉杨赐碑》，因为深谙《尚书》中《尧典》《伊训》等篇章的精髓紧要，故而能够文体庄重雅致；另外，他的《陈寔碑》《郭泰碑》两篇，褒扬适度，哀思恰当，不仅逝者即便生者都当之无愧；再者，像《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广碑》等，人物生平不但脉络清晰，评说感受更是无不公允。总之，蔡邕的碑文，在叙事上，不但重点突出，而且简明扼要；在文采上，不仅清晰雅正，而又温润光泽；在情理上，更是十分婉转流畅，完全没有理屈词穷的破绽，故而堪称巧夺天工，即卓尔不群，又浑然天成啊。所以，孔融因为追随蔡邕，所以在碑文上收获，尤为突出，像他的《卫尉张俭碑铭》《陈碑》，堪称义正辞严而文采飞扬。孔融在碑文上的造诣，仅次蔡邕。至于之后的孙绰（公元314-371年字兴公中都人东晋玄言诗人），自恃文采掷地有声，也曾撰写碑诔而名噪一时，像他的《温峤碑》《丞相王导碑》《太宰郗监碑》《太尉庾亮碑》等，弊在繁辞太过，枝蔓太多，颇显芜杂；唯有《桓彝碑》一篇，思路条理，最为得当。

纵观书写碑文的体例，若论风格，确乎应该具备“史家”的才干。因为，其中“序”的部分，类似人物传记，而正文部分，恰如“铭”的韵味。所以说碑文的写作，在陈述美好德行时，需要展示出来风清气正的华贵，而于追忆旷世功勋中，必须凸显艰苦卓绝的壮烈。这才是碑文的根本规制所在啊。若论碑文的实质，源头出自在器物上刻文的习俗，因而铭文与碑文在内容上，其二者本是一脉相承。若究根溯源，其实不难看出，是应为先有了器物上刻字留念的习惯，才后有的树碑扬名和诔文垂世的追求。因此，若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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