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区别和落差呢？因为一般情况下，语言文字总是落后于思维想象。虽然思维想象可以瞬息万变，甚至能够任意翻山蹈海，尤其文人墨客更不缺乏舌如巧簧以至于口吐莲花的胆识能力，但是让他们一旦内在情怀志气落实在文字笔墨上面，大部分人们都会变得手足无措而举步维艰。所以说，通常情况下，人类只是经过想象思维来形成意念逻辑，再将逻辑意念转化为能够达成共识的语言文字。因此，在语言文字与思维想象之间，如果将他们相互衔接的天衣无缝，必将导致求全责备甚至没完没了；如果权衡彼此后，再抓大放小，则容易变成蜻蜓点水以至寡淡乏味。在这样两种状态的形式转换中间，最经常出现的不协调问题，莫过于南辕北辙、咫尺天涯、表里不一。总之，若论创作水平的根本性提高，贵在志气胸怀的艺术修养，而不是一味冥思苦想；若讲文学成功的捷径，应在于经典体例的理解熟稔，而不是任由情感放纵啊。

比较而言，人的禀赋才华各不相同，所以书写文章的速度快慢，必然因人而异。文章的形制体例，原本就是花样繁多，所以评判文章的好坏优劣，必定不在于内容繁简或篇幅长短。例如司马相如生前，其文章已经英明盖世，却因为写作太慢，不仅被帝王责备，并且被书家诟病；另外，杨雄也因丽文高论而显赫一生，但他自己就曾说过，在应诏作赋后，因殚精竭虑而梦魇缠身；再者，像桓谭多才多艺而自视甚高，于年轻气盛时，曾因赌气写诗，竟至病发卧床不起。其他者，像王充也曾坦言，因为不得已才著述《论衡》，当年近七十时，已经志力衰耗；张衡杜撰《二京赋》，磨砺十年，才得以惊世骇俗；左思为写《三都赋》，人称“门庭藩溷，皆著纸笔。”（大致意思：墙边厕所都放着纸笔以方便随时记录心思），十余年后终有洛阳纸贵。仅是例举上述文人大家的点滴故事，像他们神思想象的辛苦和殚精竭虑的疲劳，窥斑知豹吧。在文学创作上，确实也曾有过一些神思敏捷，以至于佳作名篇仿佛一蹴而就者。例如淮南王刘安，据说旦晨之间便完成了《离骚赋》。据说枚皋之所以作赋颇多，就是因为经常应诏辄成。至于曹植的此类故事更多，像为了证明不是倩人捉刀，赋“铜爵台”应声即成。还有王粲，因其书文每每一挥而就，被世人讥讽“宿构”。再者，像阮瑀马鞍上挥毫书信和祢衡宴会上草拟奏章等，尽管他们这些作品的篇幅比较简短，但神思之敏捷，用时之短暂，足以叹为观止。客观分析这一类人物及其作品，之所以能够出口成章以至于立等可取，就在于针对各种题材格调，他们早已经心中有数，于即景生情之际，方能当机立断，挥洒自如。不过，像那些用时较长、处心积虑、酝酿持久的文艺大家，他们一定不单纯都是思虑纷繁而举棋不定，更多则是雕章琢句而推敲完善，终于厚积薄发罢了。所以在文学创作上，无论敏捷还是迟缓，都不是问题的关键，论其关键只在于作品的质量及其当时的效果，而在这一点上，无论创作时长是急是缓，他们之间的唯一共性，就是都需要博学多识和日积月累啊。亘古至今，凡才疏学浅者，如果单纯通过消磨时间，或者一味提高写作速度，还能够创作出来高质量的艺术作品，那才是闻所未闻的怪事。在此，还需要强调一点。即便那些已经具备了“神思妙想”能力者，他们经常还会遇到这样的两大难题：一个是满腹经纶，往往苦于一言难尽；另一个就是出口成章，常常沉溺华而不实。对此，唯一克服的办法,必定是博雅穷经才能条理分明，一以贯之才能处乱不惊。所以说，“博雅中正”才是创作神思的力量源泉啊。

若论不同的人们在文章篇籍创作上的风格特色。尽管情志多样，难免诡诈狡辩，而且体裁转换，必定简繁短长。但是，即便文辞拙劣，一样可能内含奇思妙想；即使庸常琐事，同样可能孕育新声创意。这种情况，如同棉麻变成布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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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