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必定使离经叛道者愈行愈远，而伴随以讹传讹的文化习性难改，终将导致传统文化误入歧途且痴迷忘返。《尚书·周书·毕命》上早就指出：“辞尚体要，不惟好异。”而《论语·为政》中已然强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他们两者训导和教诲的宗旨，都是要求文章写作时，务必主次分明，决不能舍本逐末。鉴于明确了上述认识之后，我才开始着手创作本书。

纵观华夏文化的发展历史，只是到了近代，类似评说文章的专业著作，才开始逐渐多了起来。例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场的《文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生卒年不详字宏范东晋文学家文论家目录学家）的《翰林论》等。然而，作为批评文学，他们的立论角度和评价视野，却像是躲在犄角旮旯一样的局限狭隘，而不是像站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中央，不但可以高瞻远瞩，而且能够继往开来。因此，他们现有的论说评述，有的只是褒贬当时的流行佳作，有的局限评说前代的名家名作，有的单纯指摘古今作品的雅俗正偏，有的笼统综括文章篇籍的得失梗概……如果再去评价此类评论性作品文集的得失短长，像曹丕《典论·论文》，虽然详细具体，但不够全面，而曹植《与杨德祖书》，尽管理由充分，但不公道；应玚的《文论》，华丽简略，颇显空洞，而陆机的《文赋》，措辞微妙，感觉琐碎；挚虞《文章流别论》深刻独到，语言不够精致，而李充《翰林论》浅显概括，思辨失之单薄。此外，还有桓谭、刘桢、应贞、陆云等人，偶尔于文章之中，评价论说，语出惊人，即便判断结论准确，却欠缺追根溯源，更没有探究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事实上，任何文化性问题，如果不能像圣贤先哲一样，真正给予全面而精辟的讲述、论证和判断，那么无论在过去业绩成就之中是否有过是非得失，都必定不可能成为文化传承意义上的经验或教训！因此，他们又怎么可能成为“扬长避短、有益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贡献呢？

《文心雕龙》在整体设想和文本构造上，简而言之，就是“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具体而言，就是以宇宙人间的自然道德为宗旨，公开尊崇先哲圣贤为老师，将经典当作读习参照的文体标杆，参照纬书的钻研方式方法，遵循像《诗经》演变成骚体的艺术规律，通过例举稽查，把文章写作中诸多关键性问题，极力阐释明确和分析透彻吧。

凡评价文章，或说成文学批评、文艺批断，首先要像现今流行的“有韵为文、无韵为笔”话语一样，第一步就是进行恰当的分门别类；然后，就是究根溯源；再者，确立名称和定义概念；随后，选择代表性例文章句，即举例说明；最终，总结特征，挑明各种类别存在的价值意义。在本书上半部分的前面诸篇，属于提纲挈领，并把整书的主题思想，以及上面提到的分类原则和写作思路，基本都讲解清楚了。至于书写文章时，究竟如何区别对待内容与形式的具体问题，以及在不同体裁之下究竟“情志”怎样表现，或者“文采”应该有何特征等状况，其大致篇章内容的安排如下：《神思》《体性》是讲述情怀志气表达的方法、方式和尺度，《风骨》《定势》是描绘个性气质与文章体例的相互影响，《附会》《通变》是探究文学创作中继承和发展问题，《声律》《练字》则是从阅读角度追溯韵律和字词的源流趋势；而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时序》论述文学盛衰与时代的密切关系，《才略》追溯历代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知音》说明文学欣赏和作品评价的难易程度，《程器》讲评作家个性品德与社会成就的关系问题；在最后，也就是本章《序志》，不仅说明全书的创作意图和框架结构，并且作为本书序言吧。其实，通过该书下半部分的后面诸篇，全书的纲目安排，也就一览无遗了。至于全书为何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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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