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内容，或怜风惜月，或戏池游苑，或述恩显荣，或酗酒酣宴，一个个任意颐指使气，一首首敢于慷慨陈词，坦荡的是磊落情怀，倾尽的唯禀赋天才。再看他们的艺术造诣，一段段表情达意，不再拘泥纤细乖巧，一行行遣词造句，更是唯求简洁明了……这就是建安文风的共性所在。

曹魏正始年间，道家玄学兴盛，“清谈、避世、成仙”之杂诗泛滥，像何宴（公元?-249年字平叔南阳宛人三国时期曹魏大臣玄学家）等人，言辞轻率浅薄，内容玄虚不实。唯有嵇康，志气清高挺拔，文风狷介轩昂，而阮籍志趣幽闭深邃，文辞哀怨隐晦。再如：著有《百一诗》的应璩（公元190-252年字休琏汝南南顿人应玚之弟），遣词成句尽管诡谲，但道理闪现，却直白透彻，由此逆境存身，堪称独树一帜……这里面正直率真的格调，应属建安文学的遗风。

转入晋代以来，诗人们逐渐倾向轻率飘逸，像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三兄弟）、二潘（潘岳、潘尼叔侄）、左思、二陆（陆机、陆云兄弟）数人，盘踞文坛之上，大致齐眉比肩。他们的诗文，字词文句热衷铺张浮夸，完全延续了正始流俗，而在志气情调方面，若论刚健柔美，远远逊色于建安风骨，特别是有的矜持着像对偶排比的格式，刻意寻求字词韵律的迤逦奥妙，而有的遣词造句竭力应合时俗潮流，借以显示自我的才华门第……这大致概括了西晋时期的文化风气。

东晋偏安江左，风气愈发沉溺道门玄学，文化才俊蔑视投身时事政务，世族大家热衷清谈玄理幻虚。所以，自袁宏（公元约328-约376年字彦伯陈郡阳夏人东晋玄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孙绰（公元314-371年字兴公中都人东晋玄言诗人）以来，虽然文采时有雕琢绚丽者，但究其内容，一概清谈说玄也，故而无出其右者。所以，唯有郭璞（公元276-324年字景纯河东郡闻喜县人两晋时期著名文学家训诂学家风水学者）的《游仙诗》，拔地而起，名重一时。刘宋初期，两晋文风虽有延续，但变革已露端倪。道门玄学日渐消退，而寄情山水的欣欣向荣。于是，诗人们竭力谋求布满全篇的对偶对仗，用以标榜文采水准，甚至不惜一掷千金，仅为了苛求一字的新奇。所以，凡描绘景物，无不极致逼真，每斟字酌句，极度推敲反复，唯求标新立异，梦想一鸣惊人……这正是近代诗人竞相追逐的理想目标。

纵观诗歌发展源流，其中的变化进步，即便不是一目了然，依然可以显而易见。归纳这里面变化的一些相同与不同的特点，也就不难把握各个阶段文化潮流的风气特质和主流方向。大致而言，典雅温润的四言诗，应是诗歌走向规范的标志，而五言诗的音调平和，以清冽华丽见长，虚实简繁均可适用，以至于文人雅士，偏爱有加，推崇备至。像张衡抓住了四言诗的典雅，而嵇康汲取了四言诗的温润；张华凝集了五言诗的清冽，而张协发挥了五言诗的华丽；至于兼容并蓄且能得其精气神者，应属曹植、王粲，而偏长一端并能胜于蓝者，首推左思、刘祯。然而，在内容形式上，尽管诗歌存在一定的规矩方圆，但是诗人的思想感情却因人而异，自然各取所需，贵在随心所欲。所以在他们之中，能够达到面面俱到和融汇圆通者，实属凤毛麟角。恰恰如此，任何事物一旦通透其中的难点所在，随之简单易做，反尔迎刃而解了，此即“知难行易”者也；同样，若轻率认定诗歌创作是一件简单易行的事情，随即而来的必定是举步维艰的困境，即“知易行难”也。再者，像三言诗、六言诗和杂言诗，源头也可归入《诗经》中间；还有拆字诗，根本在于满足图谶的需要；回文诗，则是道家故弄玄虚的幽冥演示；联句诗，不过就是延续了《柏梁台诗》的体裁……总之，类似这样一些在字数、形式、内容上，或繁或简，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却同样是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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