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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那时候还是个小渔村，我的目的地是广州。这里对我而言是陌生的，我听不懂那儿的语言，也吃不惯那边的饮食，但是每天都有无数像我一样为了讨一口饭吃的人来到这里，而我也正是开始了‘露’宿街头的生涯。

广州是现实的，也是残酷的，我每天都在街上转着只想能够糊口。我没有多少文化，我也没有社会经验，扛过沙包，也去工地搅拌过水泥，力气和二三十岁的比有差距，最终我谋得一份在广州拉黄包车的活儿，也就是人力车夫。

广州作为最早的开放城市，这里的一切对我这个乡下土包子来说都是超乎想象的，这里的人脑子‘精’明。比如他们从香港进电子产品回来加工，一块电子手表的成本只要两元钱，但是批发出去就可以达到十块，很快当时我从那些坐在我车上的商人嘴中得知，就这么一块表如果带到北方，那它的价格将会再翻两番。

这样的利润是建立在那个年代的信息不对称和资源缺乏的卖方市场，庞大的中国人被文革压抑了十年之后社会需求瞬间释放了出来，一盘盗版的卡带运到北方都会有人抢的头破血流。于是，半年后，我也加入了这个大军：倒爷！

我倒腾的第一笔货是喇叭牛仔‘裤’，一共五十件，那是我在广州拉了整整半年黄包车攒下的，我再一次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在上海，我刚走出火车站之后就打开了包裹就地摆摊，不到五分钟，这批货被人一抢而空。欣喜若狂的我当天就定了返程的车票，从此，倒爷的生涯正式拉开帷幕。

衣服、电子产品、音响制品，生活用品，五金机件，总之什么赚钱，什么货好拿我就拿什么。大约有一大半的时间，那阵子我是在火车上渡过的，而去往的城市也仅仅是随着我能买到最快的北上列车，无论终点是哪里。

这样的生活我持续了半年有余，期间有亏有赚，亏的多半都是上当被骗，毕竟还是年轻。赚的呢也都寄回了老家。半年过去后，我本人依旧还是两袖清风，四海为家。

我和胖子再见的时候是在西安，那一次带了一大箱的邓丽君卡带，市面上的畅销货。在西安老的城‘门’楼子下面，我一边啃着羊‘肉’泡馍一边不急不慢的打开了拉链包，把那些卡带一张张的放在一块蓝布上。

“兄弟，这卡带咋个卖？”

我头也没抬随口答道：“一本五块，三本十块，要多少？”

那人说道：“这么贵，我看一本最多五‘毛’钱，怎么样，就五‘毛’我全要了！”

“滚、滚、滚！”我最烦这种没事找事的主了，我注意到眼前的那双脚还停留在原地，一只‘肉’呼呼的手朝着我的卡带伸了过来。

“咦，你这人，我说了不卖！”我抬头一看，一张脸盆大小的脸带着深蓝‘色’雷锋帽正冲着我“嘿嘿”直笑，那张大手抓起一把卡带掂量了几下道：“就五‘毛’，卖还是不卖？”

“滚犊子！”我站起来一拳打了过去，他还是那么的结实。

钟鼓楼广场一家饺子馆叫“德发长”，我和胖子的面前各摆着一坛杏‘花’村，我是不胜酒力的，但是我还记得两年前我们分开的时候也喝了。

醉了是必须的，我们整整喝了一个下午。

胖子绕道太原后回了成都已经是两个月后，转辗通过朋友找到了他父亲的战友打听到了家人的下落。他的父亲是个正直的人，在监狱里自杀了，是用长‘裤’撕成了布条吊死在‘床’档上的，他的老娘随后也跟着去了。俩夫妻死后尸体就被扔在人民南路的广场上，一连七天都没人敢去收尸，最后是他爸身前的几个部下偷偷找了俩独轮车半夜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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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