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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多明我会在华传教事业,起步较耶稣会略迟。当耶稣会教士在中国朝廷及士大夫阶层享有声望时,1631年1月,多明我会的“高奇”神甫才从菲律宾抵达中国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开始对华传教,接任的“黎玉范”神甫向教廷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十七问”,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祭祖、尊孔,终引起罗马教廷介入。
顺治二年(1645年)9月12日,罗马教廷经教皇英诺森十世批准,发布通谕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祭祖祀孔。但到了1651年,耶稣会教士卫匡国在汤若望的支持下返回欧洲,到罗马向教皇申辩。而汤若望在自己多年从政经历中清楚意识到――“利玛窦规矩”是天主教在当下中国扎根生存的必由之路!
汤若望入华以来,几乎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处理大清政务上,自己虽然领着这片教区事务,却实在是难有过多精力顾及,就连每个礼拜日的弥撒,他也能简化就简化,一来是逃避可能的朝廷非议,二来也的确是精力有限。
尽管如此,如何传颂教义却是一位耶稣会司铎的终极关怀,在这一点上,汤若望从未有过一丝一刻的懈怠。例如今日,虽然不能大张旗鼓在“正日子”做弥撒,可依然在御前会议之后只睡了几个钟头,就爬起来穿戴整齐,提前做了一个只有自己和仆从参加的“礼拜日弥撒”。这是为何?
原来,前几日从罗马教廷传来最新消息,说老教皇英诺森十世于今年(1655年)1月5日去世、追随天主去了。新教皇是前教皇保罗五世的曾外孙法比奥.基吉,他于4月7日已经当选为继任教皇,号称“亚历山大七世”。对于此人,汤若望虽然未曾谋面,可陆陆续续从澳门传回来消息,却说新教皇十分开明,已经表露了诸多关于宗教信仰方式和天主教在各教区“本土化”的意思。最为关键的是。新教皇还明确表示,有在中国特设“宗座代牧区[6]”来管理中国教务的意思!
若此事可成,那汤若望就有可能改变长久以来“有名无实”的尴尬。成为“宗座代牧”,位同“领衔主教”。而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司铎”,也可以多多少少摆脱澳门主教的遥控指挥,无论是服务清廷、开展教务,还是打压那些不服从自己的其他教士,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非但如此,或许这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天主教礼仪“华化”的争辩,该盼来“尘埃落定”的日子了吧!
正在虔诚祷告的汤若望。还是情不自禁、义愤填膺的走神了――
“哼!安文思[7]!等我做了‘宗座代牧’而‘晋牧’之后,看你还怎么和我唱反调!说我什么担任大清钦天监监正一职有违耶稣会‘神贫’的誓约?你们懂什么!不如此,福音何以东传……”
自顺治五、六年起,以这个安文思为首的部分教士就连续撰文。抨击汤若望担任“钦天监监正”一职有违耶稣会“神贫”的誓约,且称其所编制的历日中含有不合乎天主教教义的迷信内容。耶稣会为保护天主教在中国宫廷的地位,不得不万里迢迢将此事提交罗马的梵蒂冈教廷来解决。1644 年4 月3 日,时任教皇的乌尔班八世作出口头裁决,也是其在位期间的最后几道裁决之一【同年7月29日。教皇乌尔班八世就“服侍天主”去了】:鉴于当时的情况,特准汤若望在发“三愿”和“第四愿”后,在京廷为宦。
所谓“三愿”或称“三绝誓愿”,即神贫愿(不具私产,又称绝财)、贞洁愿(不结婚。又称绝色)和听命愿(服从长上,又称绝意)。耶稣会传教士还必须发“第四愿”,即服从罗马教皇。
由此可见,汤老玛法有多不容易:要传送教义,也要勉力当差,还要同其他传教士来整合关系!虽然这许多年下来,自己和安文思等教士的关系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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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