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多明我会在华传教事业，起步较耶稣会略迟。当耶稣会教士在中国朝廷及士大夫阶层享有声望时，1631年1月，多明我会的“高奇”神甫才从菲律宾抵达中国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开始对华传教，接任的“黎玉范”神甫向教廷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十七问”，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祭祖、尊孔，终引起罗马教廷介入。

顺治二年（1645年）9月12日，罗马教廷经教皇英诺森十世批准，发布通谕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祭祖祀孔。但到了1651年，耶稣会教士卫匡国在汤若望的支持下返回欧洲,到罗马向教皇申辩。而汤若望在自己多年从政经历中清楚意识到――“利玛窦规矩”是天主教在当下中国扎根生存的必由之路！

汤若望入华以来，几乎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处理大清政务上，自己虽然领着这片教区事务，却实在是难有过多精力顾及，就连每个礼拜日的弥撒，他也能简化就简化，一来是逃避可能的朝廷非议，二来也的确是精力有限。

尽管如此，如何传颂教义却是一位耶稣会司铎的终极关怀，在这一点上，汤若望从未有过一丝一刻的懈怠。例如今日，虽然不能大张旗鼓在“正日子”做弥撒，可依然在御前会议之后只睡了几个钟头，就爬起来穿戴整齐，提前做了一个只有自己和仆从参加的“礼拜日弥撒”。这是为何？

原来，前几日从罗马教廷传来最新消息，说老教皇英诺森十世于今年（1655年）1月5日去世、追随天主去了。新教皇是前教皇保罗五世的曾外孙法比奥.基吉，他于4月7日已经当选为继任教皇，号称“亚历山大七世”。对于此人，汤若望虽然未曾谋面，可陆陆续续从澳门传回来消息，却说新教皇十分开明，已经表露了诸多关于宗教信仰方式和天主教在各教区“本土化”的意思。最为关键的是。新教皇还明确表示，有在中国特设“宗座代牧区[6]”来管理中国教务的意思！

若此事可成，那汤若望就有可能改变长久以来“有名无实”的尴尬。成为“宗座代牧”，位同“领衔主教”。而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司铎”，也可以多多少少摆脱澳门主教的遥控指挥，无论是服务清廷、开展教务，还是打压那些不服从自己的其他教士，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非但如此，或许这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天主教礼仪“华化”的争辩，该盼来“尘埃落定”的日子了吧！

正在虔诚祷告的汤若望。还是情不自禁、义愤填膺的走神了――

“哼！安文思[7]！等我做了‘宗座代牧’而‘晋牧’之后，看你还怎么和我唱反调！说我什么担任大清钦天监监正一职有违耶稣会‘神贫’的誓约？你们懂什么！不如此，福音何以东传……”

自顺治五、六年起，以这个安文思为首的部分教士就连续撰文。抨击汤若望担任“钦天监监正”一职有违耶稣会“神贫”的誓约，且称其所编制的历日中含有不合乎天主教教义的迷信内容。耶稣会为保护天主教在中国宫廷的地位，不得不万里迢迢将此事提交罗马的梵蒂冈教廷来解决。1644 年4 月3 日，时任教皇的乌尔班八世作出口头裁决，也是其在位期间的最后几道裁决之一【同年7月29日。教皇乌尔班八世就“服侍天主”去了】：鉴于当时的情况，特准汤若望在发“三愿”和“第四愿”后，在京廷为宦。

所谓“三愿”或称“三绝誓愿”，即神贫愿(不具私产，又称绝财)、贞洁愿(不结婚。又称绝色)和听命愿(服从长上，又称绝意)。耶稣会传教士还必须发“第四愿”，即服从罗马教皇。

由此可见，汤老玛法有多不容易：要传送教义，也要勉力当差，还要同其他传教士来整合关系！虽然这许多年下来，自己和安文思等教士的关系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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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