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尤里对古希腊“自然哲学”[1]的详细论述，弘毅赶紧画龙点睛点评一句：

“恰如华夏先民所说之‘五行’：万物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组成，各元素之间相邻相生、相间相克。希腊之人也有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某些具体之物，如水，或者是云、水、土、石头、火等等。”

“啊？原来西人竟然和我华夏先民有如此共识啊？”杜笃祜大为感叹。

“是的，杜大人。正是由于古希腊人也在思索这些深奥的问题，故而才逐渐发展出他们的学问，也成为当今西方学问的先驱，因为几乎在每一领域、每一问题上，希腊人都留下了思考。”尤里这次不用小爷提示，主动接过了话题。

“古希腊人酷爱学问。至于缘何如此，贝勒爷适才提及的亚里士多德在他所写的某一本书的开篇就说，哲学和学问的诞生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惊异”，是人们对自然和人世间诸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惊奇，有了惊异也就感受到了自己的无知，而为了摆脱无知人们就会渴求知识。但是求知并非为了实用的目的，而纯粹是一种对智慧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通俗地说，第一个条件是要求人们有好奇心和求知欲。”

“第二个条件是“闲暇”。学者不用为着生活而奔波劳碌，因为整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是没有闲暇的人，是无法从事求知这种复杂的脑力劳动的。”

“第三个条件是“自由”。哲学知识是自足的，它不以别的什么目的而存在，而纯粹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它是一门自由的学问，它要求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发表意见，不受他种目的和利益的支配……”

“咳咳……”

弘毅闻听“自由”二字，急忙出言制止。这还了得？这里可是数千年帝王**一脉相承的中国，你说自由。那还了得！弘毅脑海中最为著名的“自由”，是法国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中对其所作的定义：“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可这种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在大明之后的中国谈何容易？

但其实在古代中国，也是不乏自由精神的：早在《汉书.五行志》中就有“自由”一词。汉朝郑玄《周礼》注有“去止不敢自由”之说。到宋朝时。“自由”甚至一度成为了流行俗语。若再往前追述的话，先秦庄子的《逍遥游》已经为“自由”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庄子之所以称之为“逍遥”，在这里不是当代人所理解的简单的生活自由自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逍遥。而是一种放下名利、放下**，在精神上追求绝对的自由。

说到根本，是因为道家的自由思想在我国学界是一以贯之的中华气概。老子提出“道法自然”，庄子则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思想倾向。他把天地称之为“形之大者”，提出“通天下一气耳”，“处于天地之间”的人也是由气发展而来的，把天地人用“气”联系起来。进一步主张“道法自然”、“逍遥游”的自由观和人生哲理。

在战国那个诸子争鸣、处士横议的时代，各家各派不仅在哲学和政治上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同时还特别在人性问题上发表了不同意见——儒家孟子提出了性善说，法家在人性上持性利说（韩非为代表），认为“利之所在民归之”。人的本性都好利，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利害”二字。而庄子在发展老子“见素抱朴”的思想基础上，认为人性是自然的、纯真的、朴实的，**和仁义都不是性，主张性不为外物所动。“任其性命之情”保全本性，并且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戕超越的境界。

庄子揭露、抨击了宗法等级、**社会的畸形、病态、丑恶的现象，更憎恶社会现实所造成的“物欲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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