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战国烈火中间，而是立足崇尚诗文的文明汉代，他们一准就是扬雄、班固之类人物了吧。除此之外，赵国人荀况，在学术思想上不仅是一代宗师，而他的《赋篇》同样是辞藻丰富焕丽，并且义理深刻鲜明，无愧于儒学大家的称号啊。

西汉初年，若论“文韬”中独拔头筹者，当属陆贾；他的《孟春赋》（亡轶），应是汉赋成风的嚆矢；他的《新语》诸篇，即符合儒家经书典范，特别在言词语句上，更是朴实简练，并且直言明辨。贾谊才华颖秀，如同文坛骏马，他的《过秦论》《论积贮疏》《吊屈原赋》《鵩鸟赋》等，震古烁今，绝非徒有虚名。枚乘《七发》和邹阳《上书吴王》，均是笔下生辉，同样气宇轩昂。董仲舒专注儒家论断，司马迁精研史料记传，前者则有《士不遇赋》，后者随见《悲士不遇赋》，两者都归属于《诗经•小雅•四月》中“君子作歌，维以告哀。”的情愫，却是古今文人墨客一以贯之的诉诸衷肠。司马相如读书渊博，在文采意境上，尊崇屈原、宋玉的瑰丽诡异，虽然号称辞赋家的宗师，但深究文本内涵，他的义理淹没在了辞藻魅力中间，所以杨雄《法言•君子》中有“文丽用寡者长卿也”的评价，确实中肯精辟。子渊王褒著述，文句骈俪华采，字词细致精巧，擅长绘声绘色，表现冷静自若。在艺术创作中间，论说最善于投机钻营而处心积虑的文学大家，首屈一指当属子云杨雄，其文句寓意高妙幽深，字词遴选绮丽诡异，时常殚精竭虑，习惯文质谨严。

东汉时的桓谭，精通多种文体，作品丰富多彩；朝廷大司空宋弘向光武帝举荐人才时，称桓谭堪比司马相如，但看他的《仙赋》等诗词，言语浅显缺乏文采，可见其长项在于讽谏奏本，而不擅长华丽辞藻。冯衍儒雅奇才，虽偏好“说辞”文体，但置身东汉盛世，却郁郁不得志，但他的《显志赋》，如同病蚌成珠一样，反而愈加光彩夺目。

纵观两汉期间，论父子相继才华盖世者，莫过于班彪、班固和刘向、刘歆。人们过去认为他们父子，班固的文史才华优于班彪，刘歆的博学见识精于刘向，但在今天看来，班彪著述的《王命论》是何等睿智而明辩，而刘向编纂的《新序》亦堪称完备而精练，所以人们皆称昆山盛产美玉，却忽略了昆山之所以会产出美玉的更高品质。东汉时期，傅毅和崔骃并驾齐驱文坛之上，崔骃的儿子崔瑗和孙子崔寔相继名垂青史，堪称文风、家风代代相传了。另外，这一时期还有杜笃和贾逵蜚声文坛，若评说他俩的文学才能，在名列崔骃、傅毅一类作家中，应居末流。再有李尤（约55-约135年或约44-约126年字伯仁广汉雒人东汉文学家）偏爱铭赋，意图高瞻鸿儒，但才力不及，犹如折翅大鸟，必定振羽难飞。但是，像马融一代宗师，思想精致，眼界高瞻，著述立说颇具经书典范，篇章文质相得益彰。还有王逸见识广博，集注《楚辞章句》惠顾后学，但个人作品文采欠佳；王逸儿子王延寿继承父志，年少才俊，魅力非凡，他的《鲁灵光殿赋》描绘景物形貌，细致精微，辞藻瑰丽，颇具枚乘遗风。

整个东汉时期，博学奇才，层出不穷。前有张衡多才多艺，后有蔡邕雅正精研，他俩文史兼通，才华隔代相望，正所谓“竹柏异心而同贞，金玉殊质而皆宝。”啊！如果说刘向的奏议贵在旨趣鲜明而文辞沉静，那么赵壹（字元叔汉阳郡西县人大致生活于汉灵帝在位公元168至189年前后）的辞赋好在内容面广而体例舒展，再者孔融着墨挥毫气势逼人，更有祢衡立等可取思维迅捷，他们各具特色，创建了多彩的文艺风格。类似这样的人才，还有潘勖，因精通经书而闻名于世，他的《策魏公九锡文》成为卓尔不群的时代力作；再者，王朗虽然因专注儒家经典而扬名达志，但也擅长序论铭文。据上例举，亦不难看出，在西汉司马相如、王褒以前，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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