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之中所谓“量才示能”，主要通过运用个性语言，来抒发情怀志向，而不是抄录经典语录，借以展示自我德才学识；然而，自扬雄、刘向之后，文人墨客愈来愈倾向于将个人的志向意图，掩映在引经据典中间，这种显而易见的趋向、区别和差距，在认识上不仅需要特别明确，更需要深刻地辨别、分析和谨记。

汉魏晋交替时期，文帝曹丕才华恒逸清秀，以往对他的评价有些过分贬低，说他比曹植相差甚远。其实，曹植思维敏捷、才气俊俏，尤其在诗歌上魅力无穷，而且章表更是出类拔萃。但是，曹丕思虑周全、下笔舒缓，不图虚名争先，他的乐府格外清新昂扬，而《典论•论文》更是思辨精要。所以，针对他们兄弟俩的艺术才华，只有分别两人短长，才能明辨二者是非。然而，一般世俗褒贬才能，习惯随声附和，并不都是明察秋毫。因此，曹丕尊为帝王，他的文学才华反而被人看低；曹植处境窘迫，其文学技艺徒然倍增夸赞，这一切都不是理性真实的艺术评价。另外，与他们同时代的王粲，同样才华横溢，写作敏捷缜密，内容广泛多样，文辞很少累赘拖沓，若摘取他诗赋中的优秀语句，足以堪当经书典范。因此，如果评价“建安七子”中谁的文学成就最高，非王粲莫属。再者，像陈琳和阮瑀，因擅长书记檄文而闻名于世，徐幹以辞赋论著被时人称颂，刘桢“气格自高”而文采飞扬，应玚才学双优且诗赋俊秀。其他，例如路粹和杨修精巧于笔札书记，丁仪和邯郸淳流传论述闻名，像这一些作家的才华和作品都有十分独到之处。除上述之外，还有刘劭的《赵都赋》，可以奋起直追前代的名家名作；何晏的《景福殿赋》，足以表率后学。应璩风趣诙谐，用《百一诗》彰显志向；应贞精通义理，以《临丹赋》展示才华。嵇康独出心裁，杜撰高论；阮籍颐指使气，谱写诗歌。他们分别选择使用不同的格调形式，发出了共同的心声和夙愿；他们各自舒展不同的文学翅膀，朝着同一个艺术方向，一起奋飞翱翔。

步入西晋时代，张华的诗赋，神采奕奕，清新流畅，他的《鹪鹩赋》寓意深刻，类似韩非《说难》。左思奇才妙想，深谋远虑，他的《三都赋》惊世骇俗，而《咏史诗》出类拔萃，仅这两篇佳作，已经让他殚精竭虑了。潘岳思维敏捷，文辞畅达，他的聪明才智集中体现在《西征赋》里，而其他如《悼亡诗》等哀悼文本，则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倾诉。陆机博学深思，辞会广泛，文章虽然构思巧妙，但过于审慎而言多复杂。陆云开朗干练，深谙简繁利弊，所以文采鲜明洁净，擅长短小篇章。孙楚思绪纷繁，虽惯常直抒胸臆，但尚能疏通顺畅。挚虞陈述思想，必定遵循天道而温良典雅，他的《文章流别论》不只是中规中矩，确实亦流光溢彩啊。傅玄铭文佳作，内容多是规劝警戒，他的儿子傅咸上疏奏议，颇具刚正不阿的家风文风，他们父子都是栋梁之材，而不是时尚鲜花的衬托陪伴。成公绥作赋较多，逞一时之美。夏侯湛作品临摹经书范本，近乎貌合神离。曹摅善写长诗，清纯秀丽，而张翰喜作小诗，明辨属实，他们二人各居特色，互有短长。张载、张协兄弟俩，在文学才华和作品成就上，确实不相上下，情形如同《论语•子路》所说“鲁卫之政，兄弟也。”的模样。刘琨作品气势雄壮，卢谌著文情深理明，而他俩的特色，却都是时局形势的压力造成。

东晋郭璞才俊辞艳，思维飘逸，名列晋朝中兴第一；他的《南郊赋》蔚为大观，而《游仙诗》凌云似仙。庾亮撰写章表，思虑缜密，文辞通畅；温峤笔记书札，遵循事理，清新顺达，他俩堪称文人墨客中的能工巧匠吧。孙盛和干宝，都擅长编纂史料，虽然各取所需，但都遵循《尚书》中《典》《训》体例，所以看似各立门户，其实文采家风相似。袁宏立意高瞻远瞩，却因过度卓越超群，而显得偏颇乖离。孙绰诗文遵循玄理，虽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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